我們來梳理一下19世紀美國大豆從默默無聞的飼料作物走向“黃金”地位的歷程，并重點探討洛克菲勒基金會（盡管其大規模介入主要在20世紀中后期）在相關品種改良史上的間接和后期作用。

核心要點：19世紀是引種與初步探索期，真正的“黃金”轉折和洛克菲勒的深度介入發生在20世紀。

引種開端 (18世紀末-19世紀中期)：

• 大豆最早在18世紀由歐洲移民零星帶入北美，但并未引起重視。
• 19世紀初期（1804年、1829年等），美國農業部和一些私人種植者（如本杰明·富蘭克林、托馬斯·杰斐遜）多次嘗試引種，但主要用于試驗或作為園藝作物/飼料。
• 1851年，美國專利局系統性地從中國、日本等地收集了多個大豆品種分發給農民試種。

初步認知與用途 (19世紀中后期)：

• 主要定位：飼料與綠肥。 這一時期種植的大豆數量非常有限。農民主要將其視為一種有價值的牧草、青貯飼料或干草來源，或者利用其固氮能力作為綠肥來改善土壤肥力（尤其是南方棉花種植區）。
• 缺乏適應品種： 從東亞引種的原始品種普遍不適應美國（特別是中西部核心農業區）的光周期、溫度和土壤條件，導致成熟期晚、產量低且不穩定。
• 加工利用局限： 美國社會對大豆的食用（豆腐、醬油、豆芽等）和深加工（榨油、分離蛋白）缺乏認知和技術。大豆主要作為整粒豆或豆秸被動物消耗。

緩慢的品種篩選 (19世紀末)：

• 美國農業部（USDA）和一些州農業試驗站（如北卡羅來納、伊利諾伊、俄亥俄）開始進行小規模的適應性試驗，試圖篩選出更適合美國氣候的品種。
• 一些表現相對較好的品種被保留下來，如“Brown”（褐色豆）、“Medium Yellow”（中黃）等，但產量和品質仍遠未達到商業化大規模生產的水平。
• 關鍵局限： 19世紀的育種手段主要是簡單的引種篩選和純系選育，缺乏系統的雜交育種和遺傳學指導，進展緩慢。

因此，整個19世紀，大豆在美國的角色是極其邊緣化的，基本停留在“新奇飼料/綠肥作物”的階段，離“黃金”地位相去甚遠。

真正的轉折發生在20世紀，尤其是20-40年代：

科學育種的開端 (1900s-1920s)：

• USDA和大學（如伊利諾伊大學）的科學家（如Charles Piper, William Morse）開始系統性地進行大豆研究。
• 威廉·莫爾斯 (William J. Morse) 的關鍵作用：
  • 1919年加入USDA大豆研究項目。
  • 1927-1931年，莫爾斯親自前往中國、日本、朝鮮進行了史無前例的大規模種質資源收集，帶回了數千份寶貴的原始大豆種質資源（Plant Introductions, PIs）。這為美國大豆育種提供了極其豐富的遺傳多樣性基礎，是后續品種改良取得突破的前提。他被稱為“美國大豆之父”。
• 利用這些新材料，育種家開始進行雜交育種，結合美國本土需求（早熟、高產、抗倒伏、高油/高蛋白）進行定向改良。

品種突破與商業化啟動 (1930s-1940s)：

• 基于莫爾斯收集的資源和新育種技術，第一批真正適應美國中西部主產區的高產、早熟商用大豆品種誕生，例如：
  • ‘Lincoln’ (1943, 內布拉斯加大學)： 高蛋白、高產、抗病性強，成為早期重要品種。
  • ‘Richland’ (1943, USDA-伊利諾伊)： 高產、適應性廣。
  • ‘Dunfield’ (1940s, 印第安納州)： 高油品種。
• 機械化收獲的推動： 同時期，適合機械化收割（抗裂莢、結莢部位高）的品種選育取得進展，大大降低了生產成本。
• 市場需求刺激：
  • 兩次世界大戰導致油脂和蛋白短缺，刺激了對大豆油和豆粕的需求。
  • 豆粕作為優質蛋白飼料的價值被畜牧業廣泛認可，需求激增。
  • 食品工業開始探索大豆油和大豆蛋白的應用。

“黃金”地位的確立 (1940s以后)：

• 到1940年代末，大豆憑借其極高的經濟價值（油+粕）、作為輪作作物的農藝價值（固氮養地） 以及適應機械化生產的特性，在美國中西部玉米帶迅速擴張種植面積，超越傳統作物。
• 美國從大豆凈進口國轉變為世界最大的生產國和出口國，大豆成為與玉米、小麥并列的“黃金”作物。

洛克菲勒基金會（RF）對全球農業（特別是糧食作物）的現代化產生了深遠影響，但其對美國本土大豆品種改良的直接資助和介入，主要發生在20世紀中后期，且是更廣泛的“綠色革命”戰略的一部分，并非19世紀或早期改良的主導力量：

焦點在海外（尤其是拉美）：

• RF（與其后成立的CIMMYT、IRRI等機構）的核心目標是解決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安全問題，主戰場在墨西哥（小麥）、菲律賓（水稻）以及后來的拉丁美洲。
• 在拉美（如巴西、哥倫比亞），RF資助建立的農業研究機構（如哥倫比亞的CIAT - 國際熱帶農業中心，成立于1967年）確實將大豆作為重要作物進行研究和推廣，幫助這些國家后來成為大豆生產大國。但這直接影響的是海外的大豆產業。

對美國本土大豆研究的間接支持：

• 人才培養與網絡： RF資助的“綠色革命”項目培養了大批優秀的植物育種家、農學家和病理學家。這些人才流動和建立起的國際科研網絡，間接促進了包括大豆在內的全球作物科學知識、技術和種質資源的交流。美國大豆育種家也能從中受益。
• 方法論推廣： RF大力推廣的現代科學育種方法（系統雜交、異地篩選、多環境測試、重視遺傳增益）、病理學研究、農藝管理等理念和實踐，被全球農業科研機構廣泛采納，自然也被美國的大豆研究機構吸收和應用，加速了改良進程。
• 關注熱帶/亞熱帶農業： RF對適應熱帶和亞熱帶環境作物研究的重視，可能間接促進了美國南部地區大豆生產（如抗病、耐旱品種）的發展。

后期可能的特定項目資助：

• 在20世紀后半葉，隨著大豆在全球農業中地位日益重要，RF或與其相關的國際農業研究磋商組織（CGIAR）體系下的中心（如CIAT），可能在特定項目上與美國的USDA或大學進行合作研究，涉及大豆的病蟲害防治、資源評價等。但這通常是合作性質而非主導美國本土的育種核心。

• 威廉·莫爾斯大規模東亞種質資源收集（提供了遺傳多樣性基礎）。
• 現代雜交育種技術的應用（培育出適應美國主產區的高產、早熟、宜機收品種）。
• 豆粕飼料價值和豆油工業需求的爆發式增長。
• 機械化生產的配套。

• 間接層面： 通過推動全球“綠色革命”，傳播了先進的育種理念、方法和技術體系，培養了人才，建立了國際網絡，這些環境因素惠及了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大豆研究。
• 直接層面（主要在海外）： 大力支持了拉丁美洲等地區的大豆研究和產業發展，推動了全球大豆格局的變化，間接影響了美國大豆的國際市場和競爭環境。

簡言之，19世紀是“飼料”定位的鋪墊期；20世紀上半葉的科學育種、資源收集和市場驅動完成了“從飼料到黃金”的華麗轉身；洛克菲勒基金會的作用更多體現在20世紀中后期全球農業科技革命（綠色革命）的宏觀背景下，對美國本土大豆的直接影響是間接的和輔助性的，其直接貢獻主要體現在推動海外（尤其是拉美）的大豆產業發展上。